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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妮:诗乡名片的内涵与外延

| 2019-11-21 10:13

 

诗乡名片的内涵与外延

——绥阳县诗歌创作的历史以及现状分析

摘要:位于黔北的绥阳县是贵州省的诗歌之乡,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开始的时间长,力度大,涌现了很多优秀诗人,是省内外评论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笔者详尽地从绥阳县的诗歌历史,诗歌现状以及与“世界接轨”等方面,对这样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既有肯定,也有对其短板的分析,分析和措施都很具体,会对诗歌之乡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一、绥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地域文化是指由于特殊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源远流长、独立的文化,绥阳位于黔北路腹地,具有区位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汉族文化再次地得到普及,对于贵州其他地区来说,绥阳与黔北汉文化居住地区相接壤,是一大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地理文化特色。

凡是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地理位置位于局部经济文化中心,或与另外的大中心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联系。绥阳在唐朝时,曾经是州治。后来是播州州治所在地,整整三百年左右一直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是文明中心效应。再者是名人效应和星辰效应,东汉的尹珍,应该是绥阳讲学的最大的文化名人,往后的名人很难超越尹珍。其三是以文人以数量著称,在绥阳产生影响有影响的文化人就有一百多位,还有店子新村的诗歌传奇…..

绥阳是诗乡,“诗乡”这张名片有其久其深厚的历史由来。打开绥阳县志,亦可知绥阳在夏朝时已经人在此地居住,春秋归人牂柯,战国属夜郎,秦朝以后受巴蜀文化影响较深。有史可记载是东汉时期,绥阳文化的启蒙人尹珍在绥阳旺草设帐讲学,传授经书,推奉儒家文化。尹珍在绥阳一讲就是十五年,为绥阳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现代绥阳人追溯绥阳诗歌的历史源头,常常以唐朝为开端。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蒸蒸向荣时期,诗歌艺术抵达巅峰,这样的诗歌浪潮也必然会波及到黔北绥阳。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现象,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战乱灾荒,文学艺术都是表达幸福和痛苦的载体。唐朝诗歌在绥阳的影响遗迹可考:清朝的绥阳儒溪书院供奉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塑像。清代绥阳人还在绥阳县城以西修筑了陈子昂祠堂。还有对唐代诗仙李白的崇拜,按绥阳现代诗人黄明仲的观点,唐代唐代这些大诗人是否到过绥阳或是曾住绥阳,无重要的佐证可考,但绥阳文化人对唐朝诗人的仰慕之情是真实的。

可以说,绥阳的文化一直是处于交流状态的, 外来的文化可以进绥阳,绥阳的文化人也能走出去。如清代绥阳文化人杨实田到遵义沙滩执教六十年,为“沙滩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绥阳地域文化来看,主要是受汉文化的影响,虽然当地文化人以及绥阳的外地文化人、官宦,都为绥阳的诗歌创作也做出了贡献。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诗歌的强大教化作用和启蒙作用,启发绥阳民众走出荒蛮,知书达礼,注重个人修养,严律己,宽待人,走向文明的新生活。

 

二、诗歌繁荣逐渐成为绥阳地域文化之特点 

 

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未来文化仅仅是呈现,是文化的延伸。” 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过:“其实文化在思想上的四层系统,有所创新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但是,从“历史说”和“外来说”角度分析绥阳县的文学创作,从整体是不平衡,好像一条担子,一头是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融化和吸收。而对外来的文学、文化营养,则吸取不足,尤其现代诗,还未能很好地外国优秀诗歌学习,因此,要充分理解大文化概念,大文化是表现世界文明的,而世界文明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彼此平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流动则生,僵化则死。绥阳的“诗乡名片”,就是在文化的流动中形成的。它的流动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如果可以将历史文化(尤其是诗歌),旧瓶子装新酒。装进新时代和新风气,采用白话诗的方式来表达,并在诗歌民主化方面做出有益之探索,才能更好地推动本阜写作,也会对外界产生了一定辐射影响。

从绥阳的文化气场来分析,绥阳的现代文化与现代诗这一文学样式难分难解,绥阳诗歌群在这里找到了喷发口。这样的态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露出苗头,诗歌创作遍及工厂乡村学校以及机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凡是能写诗歌者,都得到了一份尊重。能写诗,这是对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认可,这一时期绥阳诗人飞扬着鲜明的绥阳元素,虽然的诗人们自发地继承传统,把自己的眼光对准了身边的沸腾的生活。生活是诗人们写作的原动力,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影响了绥阳代表性诗人之一——李发模的创作,他写的叙事长诗《呼声》,不仅在当时全国诗坛引起强烈反响,还被前苏联作家叶甫升科誉之为“中国新诗的里程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及如今的绥阳诗歌群的诗歌创作,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特点:

其一,对我故土文化的热爱,具体表现在对绥阳家乡故土的热爱。如果黄明仲的《大山的生命》,对故乡的大山进行了文化审美,其中的山鸡、獐子、鹿等动物,都令读者喜不自禁。还有黄明仲的《渴望》,讴歌了故乡的原生态,讴歌了来自外界的爱心行动。

其二,对百姓人生的讴歌,对平凡事物的赞颂。如杜兴成的《深情的土地》,讴歌了平凡的小草,对节气的温暖充满了感恩。还有黄明仲的诗歌《山水永远记住》,诗歌请读者记住这些平凡人:他们是送医送药送科技的,是送书送戏送电影是,一句话,他们是农民的贴心人。

其三,人文精神的,呈现和讴歌民族的文化心灵。如杜兴成的《沉默的江山》,不仅讴歌了大地的丰饶,还对破坏环境的败家子进行了批判。有的诗人还探索了民族战争的根源,站在人类与大自然相处的和谐角度,讴歌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如诗人卜宗学的《手》,提示了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诗人何居华的诗歌《圆通寺的正午》表达的是禅意,而禅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生哲学。

其四,表现和讴歌农耕劳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就是农耕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个过程中,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张思良的《美村白描(二首)》、刘志模的《父亲与土地》、李纹波的《春耕(外一首)》都很好地表达了这个主题。

其五,讴歌爱情和亲人之间的感情美。这类诗歌有两个特点,一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二是立体的,绥阳诗人注重亲情,更多的呈现父母为子女的付出,即是表达父母的奉献精神,讴歌一种人生的正能量,如刘志模的《父亲的肩膀父亲的手》,即是如此。

 

三、绥阳诗歌写作群体的整体短板

 

绥阳诗歌群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如今,依托于地理文化优势,勤奋写作,涌现出不少优秀诗人,诗歌本身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从写作内容和客观审美上,还有很多的不足,在现代诗写作技巧上,还有很多的短板,笔者近几年通过广泛接触绥阳诗歌群,研究他们的创作,认为从写作内容和客观审美上,有自己的特点,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其一是绥阳诗歌群,像其它地方一样,对如今的时代特征认识不足,还没能够把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严重抑制了人的个性发展。绥阳诗歌表达强烈的个性奔放不够,表现强烈的追求自由的诗歌比较少。现在中国住进入了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对迅速到来的商业文明,很多诗人思想准备不足,对现代诗歌中的现代精神发掘不够。很多诗人还是在用农耕文明的眼睛观察现代工业社会,常常会显得尴尬。

其二是缺乏对社会形态的深入思考。中国已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农耕文明固然是一种长期贯穿中国历史的文明,工业社会的合理化也是人类和自然共存的新形态。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要求对传统文化中“君子谋道不谋食”观念给以否定,从而体现人的进取精神和务实精神,升华了一百余年的农耕文明。

三是中国封建社会是重农抑商的,这影响了绥阳诗人的眼界。绥阳诗人们对商品社会的商业文明体会不够,也少挖掘。商品是中性的,并非直接产生拜金主义走向和奢侈堕落,商业文明会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很大便利,得到很大的自由。

四是表现法制的诗歌不多。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社会已经转型了,如果诗人还停留在古老的田园牧歌上,诗歌本文就会显得落后和停滞不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以及公正性,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有的绥阳诗人已经有了现代意识,如刘志模写了《家乡高速路》,对网速公路的便捷进行了表现,但大多数绥阳诗人还很少涉笔法制系统,更说不上挖掘。

五是对诗歌的文化含量缺乏自觉的认识。诗歌中的“我”,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框子,必借助诗人个体经验,在更大时空中的物象写进来,至少是把祖国和世界写进来。许多诗人只是在诗歌中抒发个人的小情绪以及个人的恩怨。绥阳的诗歌显得轰轰烈烈,但顶级作品不多,与中国一流诗人比肩的作品也不多,如与中国诗人杨练、食指、西川等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六是很多诗人沉湎于个人的小情感,缺乏对周围生活的文化关照。其中包括爱情描写,很多诗人写爱情诗,只是写两个人之间的卿卿我我,没有折射出时代特点,就显得单薄。在反映诗乡现代乡土上,缺乏对现在生活条件下对农民的幸福的新认识,还沉湎于“一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封闭描写。对于现代新民歌体诗歌如何写,缺乏探索。

 

现代诗的广阔度上呈现的是人的情怀。绥阳有的诗人开始关注人类,表达命运的不可捉摸,如果黄明仲的《阳光你好》,借助于对阳光的问候,呈现了人间的美景。在写作方法上。许多诗人能够采用物化方法,即是将我与物化为一种物象,从而扩大了抒情的广度。  

尽管绥阳诗歌群的现代诗写作是有特点的,但挖掘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显然是有缺点的,很多诗人还处在“群众诗歌写作”的起点,还没有进入自觉写作的阶段。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永远是重要的。从写作方法的角度说,绥阳诗歌群还远远没有抵达“现代化”,与真正的“现代诗”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具体地说,具有以下短板:

一是还不能熟练地运用现代诗的基本单位——意象。意象是诗人心象和外界物象的之间形成的具象关系,这种具象关系有的是串联关系,有的是派生关系,有的是并列关系,有的是叠加关系。在同一首诗中运用意象需要疏密有度,虚实相间,自然天成。

   二是诗乡的诗人们还不能自由地把握抽象和具象关系。在很多绥阳诗人那里,具像往往成了生活中一个场面,甚至成为现成的标语口号,难有自己的独到发现。有的诗人即使用了“孤独伤口和疼痛”这样的字眼,由于缺乏文化支撑,从整体上也单薄。

三是有的绥阳诗人过于强调押韵,强化诗歌的朗诵效果,反而影响了诗歌文本的可读性,形成了诗歌描写现实的表面化。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是在诗歌创作上,明朗有余,隐忍不足。大多数作者喜欢用直笔直抒胸怀,缺乏隐忍。明朗是一种风格,隐忍也是一种风格,有的时候,一首诗歌“藏”的东西越多,诗歌越耐人寻味。

五是在现代诗的写作方法上,绥阳诗歌群多采用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也有使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精神,如黄定财的《夕阳余韵》等。诗人李发模善于创造意境,他的《站起来,站城墙》,跳跃的艺术思维,“四围的土站起来,站成墙”,就有了农户们的家。再如女诗人卜聪的《萤火虫》站在小小萤火虫的角度,展开了小虫的心境:即是为人类寻找“白天失落的太阳”,同时暗喻着人生的价值。再如徐驰的《水之惑》,完成了对水的天真的眼睛之垂怜,对水的孤芳品质也有刻划。

六是许多诗人对于具象的生活有感受,但是对抽象生活的能力不逮,所以,需要多练习具象与抽象相互转化的基本功。

七是很多诗人又在写作中过度抒情,乃至煽情,这都是需要纠偏的。抒情,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反而更有艺术感染力。

八是诗歌阅读上的陌生化程度不够,在诗歌的结构、诗歌意象、诗歌叙述角度等方面,还研究得不透彻。需要迎难精进。

 

四、对克服绥阳诗歌写作群体的短板的思索

 

诗歌创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动态交流中发展的。绥阳诗歌群需要在创作中与中国接壤,与世界接壤。只有与中国接壤才会有国家级的诗人出现,只有与世界接壤才会有世界级的诗人出现。绥阳诗乡的行政建制是县级,但诗歌相比较已经走在了前面,是中国县级诗歌群体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事实,但是绥阳诗歌群不能满足于热闹,需要沉下心来,与更先进的诗歌找差距。与中国一流诗人接轨,与世界诗坛相适应,这样才能走出更加清晰的脚印。绥阳诗歌群要有相应的措施去克服短板,走出绥阳诗歌的自己的道路,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采取以下克服短板的应对措施:

第一,绥阳的诗歌进步,继续需要走出去、请进来。要请有写作经验的名家来讲学,慎请那些空谈理论的名家(空头理论会使诗人更加糊涂)。请名家,尤其是请各大刊物编辑到场,并就具体的诗歌文本向绥阳诗歌群提出自己中肯意见(如能在绥阳进行现场评点和改稿为好)。

第二,坚决破除“诗人的创作是个人现象、与绥阳的形象无关”的错误观念,对住在本县的绥阳诗人以及居住在外地的绥阳籍贯的诗人,凡是发表大报大刊的作品。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至少是双稿费)。

第三,允许一位诗人有自己的低潮期,在低潮期内,要给予这些诗人以鼓励和温暖,扶植他们逐步走出低潮期,步入创作喷发期。鼓励诗人以写诗为主,兼学别样,从而达到通透,比如从小说中学习叙述,从散文中学会发散思维,从评论中练习综合评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土壤是文化,是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做到禾苗健壮。

第四,需要1--5位文学创作的领头人。这样的人要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对文学青年有热心,甘于奉献。绥阳每隔三年都要选拔出本县5名重点培养对象(一般是四十岁以下),从各个方面给予重点扶植。

第五,诗歌教育很重要,新诗创作要从娃娃抓起。目前绥阳已经有了校本诗歌教材,还需要结合绥阳的风土民情,对本县的古代诗和现代诗人进行专门赏析的读本。

第六、诗歌朗诵会是普及诗歌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要组织诗人进乡村,进工厂,进校园,进机关。在基层进行现场朗诵,带动基层诗歌作者的写作。

第七,要不定时开展同题诗赛、改稿会,这是提升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可以邀请外省市和绥阳籍诗人参与,还要订阅《世界文学》《诗探索》等顶尖级刊物。对青年诗人提出读书要求,定时召开读书会,谈心得体会。

第八,成立诗乡文学创作基金会,广泛吸收本埠和外埠企业家和知名人士捐助绥阳文学的发展,扶植本县作家诗人。

综上所述,应该充分认识到,虽然绥阳诗歌创作是一流的,但真正的高手还是少,大师尚无呈现的迹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能否长期保持诗歌的发展态势,需要有群众基础,更需要骨干诗人的突破。突破的瓶颈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绝对不能安于现状,安于现状就没有出路。也是对诗乡这个文化名片的不负责任。绥阳诗乡要胸怀大一些:绥阳诗乡不仅是贵州的诗乡,也不只是中国的诗乡,应该是世界的诗乡。绥阳诗歌群也要胸怀大一些,眼光远一些,格局大一些。还有绥阳诗歌不仅需要“诗乡名片”的外部效应,更需要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让外地人通过绥阳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看到绥阳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蓬勃向上的奋斗精神。

绥阳诗人对新诗写作如何从局限走向自由,要有自己的清醒的认识。诗刊编辑部杨志学先生说。“只有多装着别人装着生活诗歌才有品质才洒脱,说穿了诗歌中装着世界,世界的诗坛才会露出笑脸。”《山花》主编李寂荡来过绥阳,做过《写作中的变与不变》讲座,强调文学是文化的中心,文学与人类生活之间密切关系是不变的。诗歌在表达人性的向度上,创作水平和影响力是可变的。绥阳文学创作应该是动态的(包括诗歌),与绥阳历史文化相关联,更与现代人生活发生密切联系。

笔者希冀绥阳文学创作向古代诗人学习,向外国优秀诗人学习,刻苦修炼,不求数量多,但求质量精,在诗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找到新的突破口,走出一条“外为我用,古为今用”的道路,加深诗乡名片的内涵,放大诗乡名片的外延,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