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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自我同一性”的危机

2019-11-21 18:15

“自我同一性”的危机

——欧阳黔森短篇小说主题论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从主题上可分为乡土民情剖析,与回忆中的爱情故事。研究者多注意其小说中对人性的批判及对失去的乐园的怀念,然而在现实主义的传统叙事模式掩盖下,他的一系列风格迥异的短篇小说都有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即“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小说人物因此呈现出身份的迷失与错乱,叙事也因此充满了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讲,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仍然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延续。

 

关键词:自我同一性  身份认同  焦虑

 

欧阳黔森在访谈中透露,在小说家、诗人、编剧、监制等多重角色中,最为看重的是小说家这一身份,而在获奖无数的小说中,更在意自己的短篇小说。如孟繁华所言,他的短篇小说按主题可分为冷色调的人性批判与温婉的爱情故事,写法上既不先锋也不“后现代”,而是坚持一种“老传统”中的“小叙事”,主要特色在于以传统的笔法对人性的冷酷进行批判,对诗性、单纯的爱情加以赞美,“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就是不断式微的理想主义气质”。然而他也意识到,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并非这么简单,“小说看似简单,但只要认真追究下去,都大有深意可查”。董之林在《分享艺术的奥妙》一文中,对欧阳黔森短篇小说《敲狗》中的所谓“人性批判”进行了质疑,“这不是一部以人性感化来实现说教目的的作品,……作品所要表现的是生命进入极端状态下的冷酷与迷狂”,“他的小说常常略带狡黠,如果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略嫌直白,马上会使人感觉漏掉了什么,未能领会作品真实的含义”。欧阳黔森看似直白简单的短篇叙事,背后究竟有何深意?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并未有研究者深入挖掘。而在我看来,欧阳黔森以工人、下乡知青、地质队员、作家等身份虚构的一系列主题迥异的短篇小说中,都有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即“自我同一性”的危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这样定义“自我同一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生活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或“一个人对他人的含义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方面的内在自信。”他将人的心理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危机,人通过克服危机(或不能克服)获得一种心理成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五个阶段: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阶段发生在十二岁到二十岁。在这一阶段中,儿童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识,最后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一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获得了一种同一性,长大成人了。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如果得不到成功解决,就会形成角色混乱或消极的同一性。

简单讲,“自我同一性”是一种自我认同,来自童年少年时期对生活的感性经验积累在成人世界的实践,如果获得社会与他人的认可,就会变得自信坚定,如果得不到认可而屡屡受挫,则会发生角色混乱,产生对世界人生社会的消极态度。从这种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会发现小说中潜在的令人不安的东西究竟来自何处。

 

欧阳黔森几部温婉的爱情小说,表面上看来都有相似的主题。男主人公以地质队员、工人、下乡知青的身份四处飘荡,遇到清秀单纯的少女心生爱慕却又止步于友情,多年后男主人公功成名就,对错失的爱情无法忘怀,欲再寻找时,昔日的少女要么早逝,要么面目全非。这几部小说在结构上颇似屠格涅夫小说中贵族子弟始乱终弃的故事,但要注意的是,屠格涅夫小说的结尾都是主人公深深的遗憾,遗憾失去了纯真的爱情,而欧阳黔森此类小说的结尾,则是对这种纯真的嘲讽。

《五分硬币》中,我在红卫兵大串联中流落到西安火车站,无法忍受寒夜的彻骨冰冷,于是开始吹萧,引起了一个少女的注意,召唤他进入她的黄大衣,相拥渡过了寒冷的夜晚,天亮时我将她送上火车就此分别。30年后我在一个书店遇到她,我“穿上了最好的夏装,刮了胡子,吹了发式”,满心期待地去赴约时,却在不经意中听到她跟同事说:“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串联那年在西安站深夜吹萧,吹得我一直睡不着。”小说中跟故事主干无关的细节值得注意,我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是因为我同情被批斗的老师,而老师很喜欢我,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我一直秉持这个信念生活着,“这个古老而年轻的愿望,总是在白天黑夜播种在世上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里生根发芽”,我对那个少女念念不忘,也是因为她寒夜赠衣的善良,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个误会。我因此失望之极,“发狠地在街上狂奔起来,连闯几个红灯”。

如果说这个故事只是以一个合情合理的误会使主人公发生内心对信念的怀疑和失落,从而产生对自我认同的混乱,那么在《兰草》中,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则发生了重大的危机。“我”在《兰草》中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后来又当兵上前线,然而在内心深处一直爱着诗歌,爱着同样喜欢诗歌的兰草。多年后,兰草嫁给一个诗人又离了婚,我成为知名作家,找了个酷似兰草的妻子。在一次聚会中遇到兰草,“我想了结一个心愿”,于是当众背诵了北岛的诗,认为“兰草一定会热泪盈眶的”,然而“兰草咯咯咯笑个不停,而且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兰草说,她不看报纸也不看文学杂志,只知道“你是第五军,我的战友,在我兰草最艰难的时候,曾帮助过我”。这句颇具江湖义气的话并没有让曾经重情义的我感动,我无话可说,流了一脸的泪。“我”的角色一直是一个强悍的直男,爱国,充满正义感,有情义有担当,然而内心深处,我更认同的是诗人这个角色,而且将这个角色外化为对兰草的爱,一旦发现自己一直坚持的信念在兰草心中早已不值一提时,自我认同发生崩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变得毫无价值。

孟繁华将欧阳黔森的爱情小说风格形容为“温婉”,是因为这些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并不激烈,也没有多少深刻的痛苦。事实上,小说中令“我”魂牵梦绕的女人,都只不过是作者内心梦想的自我投射,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瑟西斯,他唯一的女伴是一个只会学人说话的echo,欧阳黔森温婉爱情故事中的女人也处于失语状态。无论是兰草,还是《有人醒在我梦中》的白菊,《远方月皎洁》中的卢春兰,《十八块地》中的卢竹儿,《丁香》中的丁香,都是单纯的“扁平人物”,她们的存在与失去,只是为了见证男主人公从少年时建立起来的自我认同感的崩溃。

自我认同崩溃后,必然走向身份的混乱。《味道》是欧阳黔森短篇小说代表作,小说结构精妙,将过去与当下发生的事无缝对接穿插,讲述了一个荒唐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李进兮多年前爱上一个女孩方雪,然而方雪却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姐姐方冰,尽管李进兮忘不了方雪,却与方冰日久生情终至谈婚论嫁,就在此时,李进兮因为方雪要结婚而流泪,方冰发现后宣布双方冷静半年再见,李进兮半年后回来,发现方冰已经有了新的男友。多年之后,李进兮成为功成名就的作家,住豪华宾馆开豪车,方冰突然出现,并对李进兮进行了挑逗和戏弄,“我就是要让我永远活在你的世界里,让你感觉我活在你心里你想抹又抹不掉的味道。”

正如评论者董之林所说,这篇小说的叙述语句油腔滑调、玩世不恭,与那些温婉的爱情小说相差径庭,女主人公也变得复杂不可捉摸。荒唐的闹剧背后是“自我同一性”的迷失,我不再是守护文学理想国的单纯少年,而是一个正在写“像王大妈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爱情剧”的编剧,因为观众爱看,“总之不能让她们爱得清楚,爱一清楚了就没有味道了”。爱情的味道何以变得“又臭又长”?富有意味的是,作者用李进兮的名字暗示了这种身份的错乱,李进兮的妻子叫他李进兮,方雪叫他“前进啊”,方冰则称他为“啊”。作者可能还觉得意犹未尽,时隔一年后再次写作了与《味道》内容相似的《姐夫》,同样是暗恋妹妹,而与姐姐谈恋爱,姐姐同样具有轻微的神经质性格,全家人都喜欢“我”,所有的弟妹都管我叫“姐夫”,然而只有我知道,姐姐爱的并不是我,而我爱的也并不是姐姐。这种身份的错乱在小说开头的描述中就有强烈的暗示,我来找姐姐一水,“我进入了她的视线和她进入了我的视线,初看起来,不管怎样述说都是一样的。可是语言就这么奇妙,你看似一样的述说却可能是两样不同的结果“,“我进入了她的视线,这暗示了她已完全占据了主角地位,她在耀眼的阳光中让我感觉到了她的异样。”这种“我”与上帝合而为一的视角,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恶心》中经常见到,用来描述一种存在的陌生感,同样,欧阳黔森运用这种手法,无疑在表达一种对我与姐姐一水关系的陌生感,“我”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姐姐的未婚夫,还是妹妹的暗恋者?还是弟妹们的“姐夫”,岳父母心目中合格的“女婿”?

 

用身份的错乱来分析《敲狗》和《断河》,这两篇小说中令人困惑的地方或许可以得到解释。如评论者所言,这两部最能代表欧阳黔森写作水平的小说,既不是“寻根文学”的延续,也并非如八十年代余华等先锋作家的“冷酷叙事”,它们“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或者说,除了对善良人性的呼唤,以及时代变迁中人的命运的无奈叙述,这两篇小说还有什么让人困惑的地方?细读中可以发现,两篇小说之所以在叙述上充满张力,意犹未尽,与小说中人物挣扎于善良与冷酷的选择之间,充满焦虑的行动息息相关,而选择的焦虑就来自于身份的迷失。

《敲狗》的主题表面看是对善良人性的赞美和对冷酷人性的鞭鞑,作者的叙述客观冷静,对人物心理不做分析,接近“零度叙事”,然而细究之下并非如此。主人公徒弟,开始对师傅厨子是充满敬仰的,认真学艺,想有朝一日也能像无数个徒弟一样自立门户。他最后的离开,并非因为对敲狗的残忍产生了恻隐之心,而是对厨子的狡猾和背信弃义失去了耐心。徒弟的纠结正来自于对自己身份的困惑,既是敲狗的同谋也是放狗的背叛师门者,既是想学艺谋生的徒弟又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文主义者,此外,狗的忠诚与人的残忍,狗的轻信与人的背信弃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不动声色地渲染这种身份的纠缠,制造矛盾对立,从而获得了叙述的动力。

如何士光所言,《断河》诚然是一部地方史,是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的斗争史,然而这篇小说之所以迥异于以《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小说,还是在于其独特的身份迷失。老狼拐走老刀的女人梅朵,在决斗中败给老刀后自杀,老刀收养了他的儿子龙老大,梅朵与过路男人发生关系,生下麻老九,龙老大后来发迹成为一方豪强,一系列的身份错乱,使他对同母异父的弟弟根本爱不起来,只是因为答应了母亲临终遗言才给弟弟一份生计,在夜晚的断河上打鱼为生。弟弟25岁时哥哥给他送来一个女人,后来又把女人扔进河里观察弟弟的反应,感慨“你看他那软骨头,自己婆娘被我淹死,他连跳河也不敢呀!妈,儿只能对他继续狠下去,他才有可能活下去,儿有今天仇家太多啊!”,这样来解释哥哥对弟弟的狠未免有些牵强,事实上龙老大也活在焦虑中,生父、养父、同母异父的弟弟、土匪、共产党与国民党,种种选择无一不对他造成困扰,弟弟35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送给弟弟,像是对自己身世的一种复仇。小说中的弟弟完全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在黑暗的断河上沉默,在家里沉默,在哥哥被枪毙后沉默,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船上梦见第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身份已经不想确认,周边的人也从不提及他有个叱咤风云的哥哥。这篇小说最重的份量就来自麻老九的沉默,缺失了确认身份的勇气,像沉默的大多数,像百年来沉默的底层人民,小说由此具有了“史诗性”。

 

综观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从而造成身份的迷失。原因是什么,有研究者从作者的经历来分析,作者的人生经历的确与小说有某种契合之处,但小说毕竟是虚构艺术,妄加揣测实无必要。重要的是,这些小说以直白简单的“传统”现实主义面目出现在新世纪,如果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回归,或所谓的人性关照,就有可能忽略作者的真实意图。小说中表现出的身份迷失所带来的焦虑感,无疑是当下生活的明确写照,本雅明在谈到现代人的孤独体验时认为,焦虑感与碎片感来自于无法整合的记忆,“只有被赎救的人才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援引的过去,也就是说,只有获救的人才能使过去的每一瞬间都成为‘今天法庭上的证词’——而这一天就是末日审判”,正像欧阳黔森小说中显露的,焦虑与碎片化的记忆,“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并不是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可以拯救的,如何在日益后现代化的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救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反复追问的问题。就此意义来讲,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无疑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延续。

 

注释

① 周新民:《欧阳黔森,探询人性美——欧阳黔森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② 孟繁华:《小叙事与老传统——评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载《山花》2015年第5期。

③ 董之林:《分享艺术的奥妙—读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集》,载《山花》2015年第5期。

④ [美]赫根汉:《人格心理学导论》11页,何瑾 冯增俊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⑤ 欧阳黔森:《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2版。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

⑥ 何士光:《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序》,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2版。

⑦ [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导师钱振纲。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